中国在风险投资史上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中国已经证明了风险投资能够在其传统总部硅谷之外蓬勃发展，这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以这种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打造变革性的技术公司。这不仅令人兴奋，而且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10年代初的近30年以来，硅谷一直在主导着科技行业。波士顿周围的工程产业集群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工复合体的所在地。该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处于科技行业领先地位，拥有着一批航空航天和武器制造商，以及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和王氏公司（Wang Laboratories）等计算机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开始成为科技行业的有力竞争者。日本开始在内存芯片、电视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然而，硅谷所创造的高价值的技术公司比任何竞争对手都要多。硅谷不仅是个人电脑（苹果公司）、先进的微处理器（英特尔）以及互联网技术（3Com和思科）等领域的开拓者，还是互联网建设的主导者——从网景浏览器到谷歌搜索引擎，再到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

为什么硅谷能独占鳌头？这并不是因为它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存在巨大优势。一直以来，麻省理工学院在工程和硬科学领域都排在斯坦福大学之前。正如我在《风险投资史》中所述，硅谷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最善于将基础科学领域的技术创新转化为能够盈利的公司，即便许多创新原本来自其他地方。此外，硅谷的优势也许并非仅仅出自“文化”，毕竟，文化是一个神秘而又模糊的概念。实际上，硅谷的优势来自一种风险友好型且极富实践性的特殊融资方式：风险投资。

在《风险投资史》英文版出版后的半年里，我一直在向世界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强调这一见解。当我在向欧洲、非洲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的听众演讲时，经常有人告诉我：硅谷的成功是这些地区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因为硅谷文化有其独特和神奇之处。这些来自美国以外的人经常以一种敬畏和惊叹的口吻指出：“当硅谷的创业公司失败时，其创始人会将其视为一种学习经验；而当我们国家的创业公司失败时，我们只会将其视为失败。”

我理解这种文化宿命论，但我从两个方面做了回应。首先，看看硅谷的历史。其次，看看中国。

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硅谷的科技行业刚刚开始起步时，既没有“失败是一种学习经验”的概念，也没有多少创业文化的存在。彼时，美国由大公司、大工会等大型组织所主导，而不是由勇敢的初创公司所主导。在那个时代，有一本名叫《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的著作，该书的书名一语道破了美国当时的官僚主义文化和反创业文化。毫不奇怪，1957年成功创立了硅谷第一家芯片制造公司——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8位科学家在当时被人们称作“八叛将”。离开原来的公司去创立一家竞争对手公司，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背叛。

正是仙童半导体公司背后的投资家阿瑟·洛克率先打破了这种偏见，并最终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之中，企业家得以大胆尝试，经历成长、失败以及重新来过，而不再被视为“叛徒”。1961年，也就是在洛克筹集资金启动仙童半导体公司4年后，他成功创办了第一家位于西海岸的风险投资公司。洛克旨在向任何有着突破性科技产品想法的人提供资金，并通过向其提供实际商业建议的方式来予以支持。多亏了洛克，如今的工程师们无须将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耗在某家大型企业里，他们现在有了一个替代方案。在风险投资的帮助下，这些工程师可以选择离开等级森严的公司，创办自己的企业。

当洛克凭借第一家风投公司赚取了惊人的利润之后，其他投资人很快就开始纷纷效仿起他的模式。1972年，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开始运作。当这两家风投公司也大获成功之后，更多的模仿者蜂拥而至，创造了硅谷第一波风险投资热潮，从1977年一直持续到1983年。正是在这几年里，硅谷的企业赶超了来自日本和波士顿的竞争对手们。事实证明，新兴的风险投资业能够为试验新想法、打造新产品的创业者提供最肥沃的土壤。从大公司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之后，创业者们可以迅速开发原型，并通过试图出售它们来获取利润。如果失败了，他们的初创企业就会被迅速关闭掉。但通常来说，风险投资人仍愿意支持他们的下一个想法。

想要理解风险投资的力量，不妨设想以下场景：一家大公司研究部门的某位工程师有了一个很棒的想法。他的老板可能并不愿意支持这个想法。老板既可能担心这个想法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也可能担心与之恰恰相反的情况：该想法会带来一项创新产品，从而将客户从公司的现有产品中夺走。商业思想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将这种担心称为“创新者的窘境”。在一个没有风险投资的世界里，这位沮丧的工程师别无选择，只能放弃他的想法，而经济也就可能永远无法从该想法的潜力中获益。然而，在一个有着大量风险投资家的世界里，这位工程师可能会在咖啡馆、聚会场所或体育场里遇到一位投资家。二人之间的谈话可能会按以下方式展开：

工程师：我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我有一个很酷的想法，但我老板并不喜欢这个想法。

风险投资人：你应该从那家大公司辞职，自己成立一家初创公司。工程师：但我缺乏资金。

风险投资人：别担心，我来投资。工程师：但我以前从未创立过公司。

风险投资人：别担心。我已经帮几十位企业家创办了公司，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工程师：但想要打造出我所设想的产品，我需要6位伟大的工程师来帮我，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些工程师。

风险投资人：我的风险投资公司有一个数据库，里面有这个城市所有工程师的信息。

工程师：但那些伟大的工程师为什么会选择冒险加入我的小型初创公司？毕竟，初创公司都是有风险的。大多数都会失败。

风险投资人：这倒是真的，但这事好办。我会告诉这些工程师不用担心，因为我的投资组合中还有其他初创公司。如果你的公司失败了，我会在其他公司中为他们找到工作。

我们能从这一设想的场景对话中了解到什么？这段对话表明：虽然创业总是艰难且有风险的，但如果有风险投资人的参与，创业就会变得不再那么令人生畏。谷歌的长期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告诉我，当初他决定加入谷歌时，谷歌尚且是一家年轻的公司，而且其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似乎认为30岁以上的人存在着智力方面的不足。施密特之所以同意冒这个险，只因为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向他保证：如果谷歌没能成功，施密特可以在杜尔的另一家公司出任首席执行官。换言之，施密特之所以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并非出自“硅谷文化”，而是源于风险投资人所给出的具体激励措施。

总而言之，硅谷的创业环境之所以如此充满活力，这全都归功于风险投资。但如果这种模式仅适用于硅谷，那么我们可能会将其视为一段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没什么关系的奇怪发展史。在打破这一观点上，中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科技产业之所以大获成功，同样存在着类似风险投资的参与。硅谷并非一个孤立的、毫无借鉴意义的案例，因为中国也走了相同的道路。

诸如红杉资本、IDG资本、经纬创投（Matrix Partners）和高盛等西方金融公司，将风险投资的方法带到了中国。在中国，几乎所有早期面向消费者的科技公司都曾从中受益，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新浪、搜狐、网易、携程等。然而，正如我在《风险投资史》中所述，中国投资者很快就掌握了风险投资业务，不再需要西方的助力。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和今日资本的创始人兼总裁徐新等人，开始主导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务。他们是互联网公司发展浪潮背后的力量，投资的公司包括京东和美团等。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真正重要的是：中国的风险投资领导者正在效仿硅谷模式。他们证明了风险投资完全可以在一个不同的国家运作得非常好。

由于中国的榜样力量，风险投资现在正准备向全世界推广开来。风险投资模式在以色列、印度和欧洲的一些地区已经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地区也展现出强劲的势头，在非洲地区也逐渐有了萌发之势。这将带来全球创新创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在如今这样一个充斥着坏消息的世界里，这种发展令人欣慰。

《风险投资史》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著

出版社：湛庐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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