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千年的中国被卡脖子?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养猪行业会被卡脖子?

　　新希望集团主席刘永好，在一份提案中说，中国自己的“猪芯片"”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如饲养体系不完善、技术落后和严重的疾病威胁。中国养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我们会在养猪上陷入困境?

　　中国畜牧协会副秘书长李景辉表示，虽然本地的猪味道还不错，但它们有三个明显的缺点。

　　一是因为“慢”，二是因为“耗”，三是因为“胖”。

　　比如美国的杜洛克猪，丹麦的长白猪，英国的大约克夏猪等进口品种，六个月就可以放行。一般来说，中国土猪只能喂一年：土猪的“料肉比”更高。如果想让猪增重1公斤，本地猪需要喂40公斤饲料，而外地猪可以少到2-3公斤。此外，本地猪的脂肪含量普遍较高，一般达到60%左右，而外地猪只有4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猪肉，尤其是瘦肉的需求大大增加，因此必须改进当地的品种。

　　中国养猪行业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猪芯片"危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和生猪生产国，每年平均吃掉7亿头猪，世界上一半的猪是在中国饲养的。

　　对于养猪户来说，种猪繁育是生猪整个金字塔体系的顶端。没有塔尖，就无从谈起。所以说“猪芯片也不为过”。

　　然而，我们日常餐桌上90%的猪都是进口品种。

　　然而，猪的育种改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需要几代人来繁殖，投资高，见效慢”，李景辉说，养猪是从产业开始的，资金10亿元，“前期一次性投资高达10亿元，包括设备、检测、场地等很多硬成本。这个还没完，然后每年还要上亿的养殖费用。”据悉，2007年，新希望集团开始构建自己的养殖体系，13年间投入30亿元。

　　刘永好在建议中说，近年来，对需要长期投资的育种科技项目重视不够，一些企业在育种、科研和设施建设方面投资严重不足，追求短期和短期效益。

　　这样一来，中国的种猪市场基本成了外国猪的天下，市场上出售的小猪90%都是外国猪的后代。

　　恶性循环

　　引进种猪，为什么担心卡脖子?事情没那么简单。

　　李景辉说，如果只有引进，没有核心猪场，没有养殖，就会陷入“引进-退化-再引进-再退化”的循环。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进口猪是好的，但要避免近亲繁殖，要引进新鲜血液，改善种群的遗传性状。同时，种猪一般在生下5-7胎后降解，难以长期培育，需要不断引入新鲜血液，以保持种猪的繁殖和延续。因此，平均每5-8年需要进行一次代际更新。

　　此外，由于当地的养殖体系不完善，进口的好品种无法得到很好的保存、繁育和改良，使得每一批种猪的进口都成为“一次性交易”，进一步加剧了对进口的依赖。

　　猪肉是中国人餐桌上的“肉王”。根据农业农村部， 2019年的数据，中国猪肉人均年消费量达到32公斤，超过60%的肉类消费在猪肉，如此巨大的消费量，一旦供应受限，很容易被勒死，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世界种猪养殖技术主要由美国，加拿大，法国、丹麦等少数国家垄断，因此，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着与芯片相似的困境。

　　不仅如此，连续多年的引进，在我国商品猪育种群体中留下了大量血缘不清的杂交种，导致一些地方品种混杂甚至消失。

　　据农业部统计，中国有90个地方品种的“土猪”，但有8个品种如泾猪、虹桥猪已经灭绝，5个品种如茶楼黑猪濒临灭绝，25个品种濒临灭绝。个别猪的存栏量甚至比大熊猫还少。

　　刘永好说，“外来的芯片没有本土化”，本土的芯片效率低下濒临灭绝等，一代种猪长期依赖进口。受非洲猪瘟影响后，直接影响了恢复过程的质量、速度和效益，极大地制约了猪肉的供应和我国产业养猪业的发展。

　　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的生猪工业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阶段。在迎来，百年一遇的“暴利时代”的同时，农业也面临着养殖成本的大幅上升。当潮水退去，市场竞争的本质将回归成本竞争和技术竞争。

　　中国畜牧协会生猪产业分会副主任石守定表示，在饲养成本和利润率下降的背景下，提高种猪的生产性能是提高养猪效率的必由之路。养猪效益能否提高，取决于种猪和养猪的成本，前者占的比重更大。

　　如何解决养猪业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种猪育种逐渐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种猪自给率已达94%，基本可以实现自主育种。

　　截至2019年6月，中国已建成55个国家级地方猪遗传资源保护场、7个保护区和1个国家家畜基因库，各地已建成80多个省级地方猪遗传资源保护场(区、库)，大大提高了地方猪遗传资源的保护能力和水平。

　　虽然我国种猪的品种和数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种猪的质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客观存在。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指出，我国生猪养殖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养殖体系不完善;新技术应用滞后;决心基础薄弱;育种投入少，可持续性差;严重的疾病威胁;当地猪资源开发利用不足。

　　在这方面，刘永好提出了三项建议：

　　首先，尽快出台“中国育种猪”重大项目研发及推广后补贴政策，鼓励种子企业本着“企业第一、国家补贴”的原则，积极投资研发，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育种猪重点项目。有相关能力的，申请重点养殖项目，国家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评估确认后给予补贴。

　　其次，为核心种养场和种子保存场提供非鼠疫防控的土地支持，以保证祖先种养场的生物安全和运营能力。

　　最后，鼓励种业企业结合“引进技术”、“引进智力”等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奖励猪芯片跨行业、跨国研究的紧缺人才。

　　国家政协委员会委员、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沈南鹏，建议支持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品种和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促进地方种源保护和良种繁育。一方面，建立濒危和地方品种的繁育储备;另一方面，将建立一个专项，以支持科研机构，种子企业和电子商务，共同建设商业育种中心，以改善濒危和地方品种。

　　明确提出“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为“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做了顶层设计。其中提出要长期稳定支持育种基础研究和重点项目，加快实施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支持龙头企业建立和完善商业化育种体系，研究研发主要品种和推广后补贴政策，促进育种、繁殖和推广一体化发展。

　　对此，李景辉表示，从密集出台的政策来看，国家这次已经下定决心。随着国家扶持的企业化养殖体系的逐步建立和政策红利的逐步释放，相信这次是有望赶上的。

　　新希望集团介绍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1982年，由著名民营企业家刘永好先生发起创立。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刘永好董事长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优秀代表，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新希望的发展成果入选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改革成就展，获得社会各界充分肯定。

　　新希望集团随改革大潮奋斗至今，旗下已拥有多家A股上市公司，在全球30多个国家拥有分子公司超过600家，员工超13.5万人，集团资产规模超3,000亿元人民币，年销售收入超2100亿元人民币。集团主体信用等级由“中诚信”评定为AAA级。连续18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前茅，创造了显著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

　　集团立足农牧行业并不断开拓新领域，已形成农牧食品、乳品快消、智慧城乡、地产文旅、化工资源、生态环保、医疗健康、金融投资八大产业板块，拥有世界第二、中国第一的饲料产能，中国第一的禽肉加工处理能力。目前已成为以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为主导，布局银行、金融科技、基金及AMC等多种金融业态，持续关注、投资、运营具有创新能力和成长性的新兴行业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

　　站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代新起点，新希望集团 “希望，让生活更美好”的新使命，以“转换新机制、任用新青年、探索新科技、布局新赛道、担当新责任”的“五新”理念引领发展，致力于成为“智慧城乡的耕耘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养猪千年的中国被卡脖子?养猪行业还有更长的路要走，需要有专业化的技术，亟待发展。养殖业概念，可以长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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