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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阵大火的《中国奇谭之小妖怪的夏天》里，导演借用西游记的故事架构暗喻了无数普通打工人的日常生活：主角是一个生活在“浪浪山”里平平无奇的小猪妖，在外面勤勤恳恳为它的山大王卖命，但得到的回报却是无下限的利用和剥削，小猪妖受尽委屈回家后同母亲讲“我想离开浪浪山，是不是该出去闯一闯”。

这句“我想离开浪浪山”，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内心。其实“浪浪山”本身并没有确切的意义，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浪浪山”，或许是压抑的原生家庭，或许是先天的生理缺陷，又或许是糟糕的职场境遇。

但无论是哪一种“浪浪山”，都是同条件更优越者比较后的结果。如何在直面实际差距后依然拥有热爱生活的勇气成了一个难题，巴菲特之子彼得·巴菲特在《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中通过自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巧妙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如何面对资源差距？如何正视自己的成长环境和原生家庭？如何和所谓“命运的不公”和解？相信大家都会在文中找到答案。

以下内容摘编自《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彼得·巴菲特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3月出版：

没有人是自己要求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没有选择父母的机会，也没有决定自己出身的权利。

一个生命可能始于美国郊区一个温馨舒适的卧室中，也可能始于西非一间泥棚里的草垫上。孩子的父母可能是美国公园大街上一个豪华顶层公寓的主人，也可能是流落在开放公园中无家可归、勉强度日的人；他们有可能身体健康，也有可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们可能是运动员、学者，也有可能是吸毒人员或犯罪分子；他们有可能是一对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把为人父母视作生命中的高光时刻，也可能是两个逢场作戏的陌生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后果满不在乎。

可以说，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而这种种出身的偶然性对新生命来说，影响无疑都是极其深远而复杂的。显然在我们生命的开端，没有什么是谁应得的。无论是富裕或是贫穷、是高高在上还是受人压迫，是身心健康还是留有缺陷，没有人天生应当享有或遭受这一切，也没有人生来就配有一对好父母或坏父母。这些都是一个新生命刚刚开启时，随机降临到人身上的。谈不上公平或不公平，一切就是这样。

这种随机性会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在运气的天平上，一端是手一抖在人生的开端求得了下下签的人，他们往往对人生怀有一种徒劳的愤恨，一种苦涩的怀疑，认为这个世界对他们太不友好。这种感觉我们可以理解。在天平的另一端，那些被好运眷顾的人会有种更奇怪的表现。用任何理由、任何最基本的逻辑都解释不通的是，那些家境殷实或容颜秀丽的人认为自己天生就配得到这一切。显然这种想法站不住脚，但人们就是愿意相信它。大概因为它太叫人受用了吧。

与其说“配得到”不如说“值得”。

关于“值得”(deserve)这个词，我了解到它源于古法语，自13世纪起一直在英语中使用。词典对它的定义是这样的：“由于一个人的行为或某些品质，让这个人应当得到、有资格得到或有权利得到……”

换言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值得拥有什么与出生时的境遇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人如何对待这样的境遇有关。

小时候，我发现当在谈话中出现“值得”“应当应分”这样的字眼时，母亲会有一丝不悦。之前我并不理解这些词为何会触怒母亲，我想我现在懂了。这不单是用词不当的问题，而且更多地体现了人们无意间流露出的一种偏见：有的人生来就配得到成功、幸福或认可，而有的人则不然。

如果说有任何人理应被好运眷顾，那么这样的眷顾每个人都值得拥有。而在真实的世界中，好运显显然并没有平等地降临在每个人身上，因此这整个“值得”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有瑕疵的。

因此我想指出一个很重要的区别：“理应拥有”好运与“努力配得上”好运，这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我们不应把幸运视作一种应得的权利，而应把它看作传播好运的机会；我们也不应把得天独厚的优势视为一张免于奋勇拼搏与挑战自我的通行证，而应当让它鞭策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既然这个世界并不完美，竞争环境的天平倾向一方，我们对此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怎么做才能让天平更加平衡哪怕一点点呢？我们该如何运用我们的优势，为他人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生活环境，并且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生命的价值？

对于这些问题，世界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答案。它们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程度呈现出来。当然，这其中不乏共性。

首要的一个前提是认可人生而平等。这个道理看似人人都懂，可实际并不然。很多时候，就连出发点很好的人也会把人生境遇与人的本质混为一谈。人生境遇可以天差地别，人的本质却是一样的。你如果相信任何人的生命都有尊严与价值，包括你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就应当能够认可每一个生命都享有同等的尊严与价值。

第二个前提更复杂，它与我们是否能够谦卑地承认自己在对事物的了解程度与达成结果的能力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关。

我们只能尽力去帮助他人，但几乎无法确定自己的帮助是否真的有效，而且如果有效，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作用。坚持要得到结果，期待得到别人的感谢，这些都不是仁慈之举，而是私心使然。这也是为什么说最纯粹的捐助者是那些匿名捐赠人。

不仅如此，认为自己比别人更了解对方需要什么，这是一种极其傲慢的想法。由此也可以得出，想要确定地说出什么算是“有利条件”、什么又是“不利因素”,恐怕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人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要应对的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

我有一个朋友在纽约大学读书期间曾在纽约儿童援助协会做过兼职。他来自一个工薪阶层家庭，靠着各种奖学金、助学贷款，通过打零工、做暑期兼职等方式支撑自己完成了学业。

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相比于那些连大学都没机会上的人，自己已经很得上天的眷顾了。他身上的相对优势并不在于经济条件，而与他来自一个支持他、对教育非常重视的家庭有极大的关系。他的家庭传递给他的是一种求知的欲望，以及在竞争激烈的学术环境中脱颖而出的信心。

他在儿童援助协会工作的部门位于曼哈顿的东村地区。当时这片区域还远未发展成如今这个热闹繁华的新贵云集之地。那个时候，这是一片晦暗无光的辖区，到处是空置的公寓、废弃的汽车与被焚烧的床垫。这里的公立学校质量很差，学校资源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入室盗窃与拦路抢劫司空见惯，一个完整的家庭在这里都难得一见。总而言之，一个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启了人生之路的孩子所面临的人生角斗场已完全失衡，严重倒向了另一个方向。

多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的这位朋友在曼哈顿一所威望颇高的私立学校当了一段时间老师。

他告诉我，“我在这群富家子弟身上看到了许多在儿童援助协会中的孩子身上同样出现过的行为与问题。”我朋友任教的这所学校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它是专为“天选的后进生”所设的。他回忆道：“这是对那些富裕家庭中搞砸了的孩子的代称。他们都是被其他学校逐出门的孩子，家长们每年花三万美元在这里，给孩子买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

公平世界的天平难道不该是倒向这些孩子的吗？从经济条件上来说，这个世界确乎是让他们占尽了优势。为什么他们的人生似乎没有体现出这样的优势？

“富人家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朋友说道，“我不再关注这种区别，而是开始关注更普遍的问题。来到这所高级学校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往往忙于自己的事业与社会活动，有一些甚至是社会名流。这些孩子像极了儿童援助协会中缺少父亲陪伴的孩子——敏感、黏人，经常需要更多的关注与安慰。而那些常被父母虐待或贬损的孩子则总是在我还未开口讲一个字的时候，就对我表现出了愤怒与怀疑。当然，这里也有很多试探底线的孩子—他们总是在被开除的边缘来回试探，这很有可能让他们的父母不得不再一次想办法对付他们。”

在与来自经济状况截然相反的两种家庭的孩子打过交道后，我的朋友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首先，显然如果把“荣宠”简单地等同于“有钱”的话，我们就掩盖了很多中间地带的情况，把许多因素一笔带过了。

朋友最后还提到了他从这些经历中学到的一件事，离开那里时，他已经能更好地看待自己所处的人生境遇，更能接受人生天平的不公。

“浪浪山”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是存在的，没有任何两个人拥有的优势与劣势是完全一样的，更别提某种条件是否有利完全取决于人如何去面对它。把人生的轨迹稍加调整，逆风可以变成顺风。人生始于何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将去往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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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本文整编自书籍《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彼得·巴菲特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3月出版，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作品出处。

* 图片来源：1、《中国奇谭之小妖怪的夏天》影视截图；2、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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